特約撰稿 Stephan Sunn, Kanth Krishnan，翁衛(wèi)東，沙琦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s-自帶辦公設備）正在成為美國乃至全球大中型企業(yè)營運機制中一個不再可以忽視的趨勢了。在中國，隨著經濟的發(fā)展，電子設備制造業(yè)水平國際化，中國辦公室內公私設備并存的情況同樣越來越普遍了。
對于本來就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IT行業(yè)之一，外包服務行業(yè)其被BYOD趨勢影響在所難免。不過，和其他很多一致看好BYOD在本行業(yè)的應用不同（BYOD的優(yōu)勢參見鏈接），處于下面這些原因，這個移動互聯網時代新的辦公模式對于依舊脆弱的中國外包，帶來的是利潤還是困損，是提攜還是拖累，答案并不是顯而易見。因此，對目前的中國外包服務提供商而言，無論是企業(yè)的戰(zhàn)略制定，還是員工的工作模式選擇，在理清這個問題其應該避免盲目支持BYOD，因為這有可能是一個給中國外包帶來的弊端遠大于收益的模式。
原因1：BYOD模式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企業(yè)員工大多是成熟有經驗，在項目經理的管理下，大體上能夠獨立完成工作的專業(yè)人士。對中國外包來說，這個假設與現實差距較大。為了實現成本低端化，中國外包實施模式基本上是一個項目經理帶幾個老員工，每個老員工帶幾個新手上崗。 這種人力資源配置格式下，就是新老員工每人一臺筆記本電腦，在無縫的高速移動網中，也得要求他們在一起工作，隨時交流，及時探討，及時解決問題 ，一個絕對不能拖的項目進程。沒有這個肩并肩、面對面的工作協同模式，外包項目的進度，質量，成本難以保證。沒有這些保證，何來外包營收？
原因2：中國外包企業(yè)大都在政府扶持的園區(qū)或者辦公樓宇內，辦公區(qū)域大小的差別并不是決定企業(yè)營運成本高低的關鍵因素，而人力成本、企業(yè)稅負、公關營銷才是更重要的決定因素。BYOD能帶來企業(yè)整體工作空間的節(jié)約與員工辦公便利的優(yōu)勢，在大多數中國外包企業(yè)中這一點并不臺重要，需求也不是非常迫切。難怪BYOD模式最先實施的企業(yè)分支大多數是那些在辦公費用奇高的紐約市下城區(qū)、波士頓市中心、硅谷核心地帶等。
原因3：對IT的高級研發(fā)以及需要創(chuàng)新的工作，員工之間頻繁地面對面的交流也是至關重要的。今年4月，雅虎新掌門人瑪麗莎梅耶爾改變了雅虎實施多年的員工辦公地點的靈活政策，取締了員工可以不來辦公室的政策。除了高級市場營銷主管，所有員工必須到辦公室上班，否則辭退。宣布后，負面評論鋪天蓋地，似乎一半雅虎員工馬上就離職了。可幾個月下來，不僅員工沒有離開，而且雅虎的股價上去了，產品線更規(guī)則了，營運成本也降下來了。這位相信數據、不相信宣傳的新掌門人上臺一年，使毗鄰死亡的雅虎重現生機，股價漲了近八成。服務外包本來就是一個需要大量人工合作，進度協同的IT產品制造過程。作為協調系統(tǒng)大多尚在口頭語言交流機制的中國外包行業(yè)，更是需要員工之間頻繁交流，實時監(jiān)控，以變及時發(fā)現問題，馬上解決問題，從而滿足進展預測、成本預測等最基本的管理指標。 目前看來，BYOD模式與這些項目的實施要求是互斥的。
原因5：BYOD模式最大優(yōu)勢之一是能夠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這個論點看似合理，其實值得商榷。雅虎的例子證明了那些方便的未必是有效的，說的未必是真的。BYOD固然能夠讓員工無論晚上還是周末都能夠工作，但是卻降低了員工在五個周日白天的工作效率，而這個時段的效率才是一個團隊，一個企業(yè)整體效率的根本所在。個體員工在晚上的工作效率再高，假如不能融合到團隊的整體進程中來，就算不是拆臺，也是白搭。以個體成員效率為重的團隊，未必是個高效的團隊。這在外包業(yè)務上，尤其明顯。
原因6：BYOD的最大隱患就是企業(yè)數據與客戶數據的安全性。到目前為止，全球沒有一家企業(yè)與機構能夠實現把辦公區(qū)域內嚴格隔離個人設備群。就連NSA這種美國最為頂尖的間諜機構，在911后享受著沒有上限的預算支持，也沒有防止住像斯諾登這樣的合同工導出這么多機密到他的個人電腦上。 國際外包的買家們本來就對中國外包提供商們的數據安全能力充滿疑慮，BYOD的實施只會讓他們更加憂慮。外包買家的主管們不會因為供應商價格漲了10%而致使他的工資被減少，也不會因為節(jié)約了10%而得到大紅包，但是一旦數據泄露，主管自己的職位、個人與企業(yè)的名聲則會受到直接傷害。孰大孰小，一目了然。可以確定的是，BYOD一定不是中國外包可以對外營銷的賣點。
原因7：BYOD的第一優(yōu)勢是能夠減少企業(yè)設備的購買成本。在新的IT時代里，這個結論未必有效。 BYOD節(jié)約的是日益平民化的硬件成本，但在數據、流量、軟件上，卻給企業(yè)帶來大量的，但尚未明確界定的開支。就是企業(yè)允許BYOD，為了完成公司業(yè)務，企業(yè)必須建立個人設備與企業(yè)設備之間，員工個人設備之間，任務協調/項目管理三大營運模塊中數據與決策的互動機制。這些無一不需要在人力、軟件、硬件、管理上投入。我們對外包的初始成本研究發(fā)現，一個 500 - 1000人的企業(yè)實施BYOD后，CIO控制的純IT成本單項不僅不能減少，而且還有10% - 15%的上漲。這個測算還沒有把BYOD帶來的風險成本、機會成本、管理成本算在內。
原因8：BYOD模式的優(yōu)勢大都在體現在硬件成本與人工時間上，這與中國外包的優(yōu)勢幾乎一致，也即BYOD 的最大優(yōu)勢并不是中國外包的弱勢。相反，成功實施BYOD模式所必要的管理、協調、交流機制卻都是目前中國外包的軟肋。BYOD模式能否為客戶實現最大價值，企業(yè)需要測算相應的管理成本，項目協調成本、交流成本，乃至實施過程的機會成本之后，才能做出結論。這不是一個單靠人事部或者采購部的預算表就能做的決策。
總體而言，中國外包的發(fā)展瓶頸不在人力資源，不在市場成熟度，更不在投資預算，也不在硬件設施，而在管理與創(chuàng)新。筆者認為：BYOD模式能夠解決的問題，大多不是中國外包緊迫的問題。相反，這個風尚”可能會給破壞中國外包急需的專注，帶來更多的發(fā)展風險、財務負擔。
（作者簡介 Stephan Sunn任職于中國某服務外包咨詢研究公司，負責全球市場；翁衛(wèi)東任職于一中國最大銀行的IT管理與技術應用部門；Kanth Krishnan系美國硅谷系列新興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目前任職于一供應鏈解決方案公司；沙琦系中國某領先服務外包研究咨詢公司咨詢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