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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價值沖突

法律價值的體系就如同金字塔一般，是由多種要素構成、以多元狀態(tài)存在的。雖然處于這個金字塔頂端的價值——正義是法律價值永恒不變的絕對超越指向，但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曾產生過無數的正義觀念，具有令人迷惑的多相性。這些對正義的不同理解必然會導致不同法的價值準則和法的價值觀念各自內部和相互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在法律價值體系內部同一層次的各種價值要素的位階是上下浮動的，在社會發(fā) 展的每個特定時期，總是有一種價值處于首要地位，其他價值處于次要地位，這就是法的價值沖突。

一般來說，法的價值沖突發(fā)生在同一層次的價值準則之間，而上下層次間的價值則是一種緊密相聯(lián)、融洽一致的包容關系，上級價值必然高于下級價值，一般不存在發(fā)生沖突的可能。如果存在諸如正義與自由、秩序與安全之間價值沖突的觀念，只能說是對法律價值內涵的理解偏差。所以筆者認為，解決法的價值沖突雖然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最關鍵的還是要解決同一層次的價值序列(the hierarchy of values)問題。

而在法的各層次價值準則中，處于第二層次的自由與秩序這一對基本價值的沖突自法律產生以來便是價值沖突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它們是一對亙古不變的矛盾統(tǒng)一體。在古羅馬法中，自由的定義是：“凡得以實現其意志之權力而不為法律所禁止者，是為自由哈耶克則認為“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強制(coercion),在社會中被減至最小可能之限度”稱之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 J 2〕他認為自由分為兩個方面，即所謂“免于(或擺脫)……的自由" (be free from…)與 “做……的自由"(be free to do…)?！?〕而“所謂秩序，我們將一以貫之地意指這樣一種事態(tài)，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some spatial or temporal part )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正確的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3)。從哈耶克對秩序冗長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將秩序定義為一種“事態(tài)”，在這種 “事態(tài)”中，人們可以根據要素間相當穩(wěn)定的相互關系作出正確的預期，從而使行動能避免不確定性。

由二者的概念我們可以發(fā)現，自由與秩序的關系是辯證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一方面，良好秩序的建立當然能夠保障個體自由的普遍實現，個體自由的普遍實現又帶來了相對穩(wěn)定良好的秩序，二者相輔相成；另一方面，自由與秩序之爭也在法律產生時起就從未平息，因為秩序必然限制個體自由最大化的實現, 而過分強調自由只能使秩序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狀態(tài)。雖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一種“自生自發(fā)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觀點，認為秩序是源于人“在應對某即時性環(huán)境的過程中遵循某些規(guī)則所產生的結果”，不是人有意創(chuàng)造的，而是 “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在這種觀點的指引下，自由與秩序是絕對統(tǒng)一的，秩序因自由而生，二者不發(fā)生沖突的可能。然而其在后作《法律、立法與自由》中也不可避免地承認秩序有兩種淵源：在自生自發(fā)秩序以外，還存在一種“組織” 或者“人造” （made）的秩序——“由某人通過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導或控制其運動的方式而確立起來的秩序”。哈耶克更試圖用一對古希臘的術語“內部秩序”（kosmos）與“外部秩序”（taxis）來分別指稱這兩種秩序以示區(qū)別，并指出“這一區(qū)別對于理解社會進程以及對于制定各種社會政策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法律制度所確立的“秩序”是指狹義的“人為秩序”或稱“外部秩序”。

自由強調的是主體個性的發(fā)揮，而秩序強調的是有序狀態(tài) 的建立與維持，自由難免有打破既有平衡一秩序的趨勢，秩序有在一定程度上壓抑自由、維持平衡的規(guī)定性。因此它們之間的沖突就在所難免，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法律之中，它們都是法學家關于法律價值爭論的焦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由于政治、經濟、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法律對自由和秩序的選擇傾向不同。從時間維度來看，在封建專制社會, 法律給予了秩序以突出的地位，卻降低了自由的重要性；而在資本主義時代，法律盡管沒有否認秩序的重要性，但卻將增進自由視為首要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則試圖消除自由和秩序的差別，其最終(當然是分階段實現的)目的就是要實現自由與秩序的融合，達致正義的最高點一共產主義，從而消滅國家制度及其自身。從空間維度來看，這種沖突在以《專利法》為代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發(fā)達國家強勢地將秩序優(yōu)先的制度規(guī)則打造成國際主流范式的基本內容，以維護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現行秩序；而發(fā)展中國家力圖改變現有知識產權秩序中不盡公平、合理的狀況，實現自己對知識產權的理解和詮釋，即知識產權制度安排的自主話語權

因此，解決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價值沖突，自法律產生伊始便是一個永恒的課題，自然也成為研究知識產權法律價值首先要考查的問題。根植于經濟生活中的知識產權法所追求的社會正義，應表現為更具實質性的價值準則。具體而言是要保障創(chuàng) 造者的智力活動投入得到應有回報，實現社會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社會非物質財富的增加。為實現這種正義，需要從市場經濟的自由和秩序兩個方面對涉及知識產權的經濟生活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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